中国妓女的等级

说中国妓女存在六个等级，一直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，但这六个等级是实际存在的。
　　最低等的六等妓女，多为生活艰难的下岗中年妇女，以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其中的中老年男性为卖淫对象。这类妓女，在旧社会称为“流莺”，在新时代 称为 “站街女”，是卖淫女中收费最低的一种，就是所谓“不管三块五块，关键动作要快。”她们是社会最底层的最穷苦的人，沦落到只要有人出钱，随时都出卖尊严地步，是值得同情的。
　　五等妓女以上，都是青年女性。其中五等妓女是除六等妓女以外在中国妓女中姿色最为平常的。她们以中低等收入的男性为卖淫对象，比起站街女来，她们收取嫖资要高许多，有固定场所，多数集中在低等发廊、洗脚屋、按摩院，十元小旅店、低档旅馆。总体上说，她们也是值得同情的一部分人，和六等妓女一起形成了妓女中的低收入阶层，也是多年来扫黄的主要对象。其中一部分好逸恶劳、爱慕钱财，既想发财，又不想付出艰苦努力，因此想走终南捷径。大部分是被人欺骗、引诱甚至胁迫而从事这一职业的。
　　四等妓女，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陪女，集中在较高档的宾馆、酒楼、娱乐场所，以陪歌陪酒为掩护，以陪床为实质，和三等妓女一起，形成了中国妓女的中等收入阶层。她们以社会中等收入阶层为性服务对象，通过陪歌陪酒和嫖客熟悉，进入情感角色，和低等妓女比起来，她们不仅可以从买卖过程中获得比较充分的性快乐，而且收入大大高於低等妓女。按照整夜陪和完事就走两种情况收费，即使是办完事就走的所谓“快餐费”，也成倍地高过五等妓女的“出费”。她们称三陪为 “上班”，称月经来潮为“休假”，称嫖客为“老公”、称去应熟悉的嫖客招嫖为“送外卖”，名堂甚多，难以尽举。这些人多半年轻、清秀，是渴望感官刺激、爱慕金钱财帛而心甘情愿做妓女的，不值得同情。
　　三等妓女，出入四、五级宾馆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她们的卖淫活动，通常有宾馆的紧密配合，有的可以先查阅住客的登记资料，从中选择性服务对象；有的还有专门的经纪人、皮条客；甚至通过征婚广告引诱年轻的男性做嫖客。从获取嫖资上来说，她们和四等妓女大致相同，但在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上则截然两样。如果说四等妓女还要时时提防公安机关的“扫黄”行动的话，三等妓女则完全可以高枕无忧。因为她们平时都隐於幕後，一部分还有其它职业作掩护或者只把卖淫当副业，只有在有了“生意”後才出现，一完事就闪人，警察是抓不到她们的，抓到了也拿不到据，等於白抓，还可能引起投诉。
　　至於一、二等高等妓女，是对社会为害最烈、人们最为痛恨，而警察根本无权的。
　　二等妓女，以律师的助手、企业老总的秘书或者直接以有钱人的二奶身份出现。她们不仅有固定的卖淫场所、固定的卖淫对象，在性安全与治安安全方面有着无比的优越性，而且有着三等以下妓女不可企及的丰厚的嫖资。她们的嫖资是房子、车子、或者花不完的钱、戴不完的首饰。这个等级的妓女的存在，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内部的公平和一个社会阶层的家庭稳定，对其他相关女性的伤害最大。
　　一等妓女，是现代暗娼，却处在妓女的最顶层，也处在社会的最顶层，她们是严重影响全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社会破坏者，是目前中国影视文化娱乐产品粗制滥造、官场贪腐败盛行的主要根源之一。她们卖身投靠大大小小经不起考验的当权者，以卖淫来攫取巨大的社会效益、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。小到处长科长甚至村长，大到中央领导（比如成克杰），横到导演、制片人，只要你手有我所需的文化权力、政治权力，只要你意薄弱，我就诱惑你卖给你。以各级腐败官僚为卖淫对象的，嫖资多的，可以弄个科长处长甚至县市重要领导，进常委进班子，嫖资少的，也得到个把好企业或者几个好工程。这等妓女，不仅大量攫取特权，侵害广大公众利益，而且成了官场贪腐败的催化剂，严重地影响社会政治清明和公平公正，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祸害，令人切齿痛恨。以影视导演、制片人为卖淫对象的，嫖资高的可以一嫖而红，从此出费广告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，嫖资低的也可上上戏露露脸，获取平常百姓难以望及项背的利益；而通过妓女和嫖客制造的低劣影视节目充斥荧屏，则全面降低了中国亿的文化生活质量。一等妓女的危害性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，而且破坏了政府与行业的公信力执行力，同时也极大地制约了那些嫖客们。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型的卖淫嫖娼，贪受贿的官员为嫖而贪受贿，为嫖而监用权力，最终通常也因付不起嫖资而遭妓女投诉，受到纪委、监察、反贪部门的目，以致身败名裂。因此，这一等妓女虽是最安全和嫖资的最高获得者，她们的嫖客所承担的风险却是最高的。
　　所谓“扫黄”，不过是制裁和驱赶低等妓女，对那些真正危害社会的中国妓女----那些高等尤其是一等妓女，是根本不可能触及皮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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